《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》，张德昌著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年8月出版，页，38.00元在一众关于中国古代日记的研究成果中，张德昌《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》是较早的一部。此书年在香港出版，年三联书店予以重印。四十年过去了，《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》在经济史和士绅研究领域的贡献已逐步为学界所吸收和消化，而此书在处理李慈铭《越缦堂日记》所使用的图表术之方法，对今日方兴未艾的日记研究仍有诸多借鉴价值，却尚未得到有效的认识。许多关于近代经济史方面的著作都提到了张德昌这个名字，但对张德昌的生平及相关经历却言之甚少。无论港版还是三联版的《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》，都没有一篇序言或者一段话介绍张德昌的生平，因而在正式评介此书之前，笔者先谈谈张德昌的生平及著述概况。
一、张德昌生平及著述大略
张德昌（ChangTe-chang，-?），河南林县人，早年在家乡接受私塾教育。十三岁以后，随其兄张德昭就读于北京香山慈幼院，此期在《少年》杂志发表过《游碧云寺记》《我的过去生活的片段》等。年考入清华大学*治系，曾担任《清华周刊》副刊编辑（年辞去），年（第二级）毕业，次年考取该校研究院历史学部研究生，年考取中英庚子赔款奖学金，由清华大学派往英国深造。在清华大学期间，张德昌交游广泛，与叶公超、吴晗、夏鼐等人均有较多往来。夏鼐日记年4月15日曾记为《清华周刊》“文史专号”约稿云：“张德昌君现患伤寒，医院，病愈后或可应征一稿。”此外，吴宓日记也有较多与张德昌往还的记载。
年，张德昌入职西南联大，曾在历史系任副教授，后在经济学系任教授，薪水每月四百元，其时陈岱孙的薪水是四百八十元，由此可觇张德昌在当时经济学界的地位。张德昌在西南联大讲授过“近代欧洲经济发展史”“近代工业发展史”“欧洲经济史”“高级经济史”等课程。年，张德昌离开西南联大经济学系。
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，张德昌已经在经济史研究方面崭露头角。年在《清华学报》发表《明代广州之海舶贸易》，后收入《明代国际贸易》（台湾学生书局，），同年在《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》发表《胡夏米货船来华经过及其影响》。年出版单行本《清代鸦片战争前之中西沿海通商》。这些论著表明张德昌此期的研究兴趣在于沿海地区的中外贸易问题，与张德昌的现实关怀有关。在校期间，张德昌加入清华大学*治学会，曾获得*治学会演说国语组第一名。年，张德昌曾发表《驳“中日缔结不侵犯条约论”》（《清华周刊》年第32卷第4期），严厉批评日本记载小村俊三郎的论调。在年清华大学“驱逐”校长的风波中，张德昌也积极献言。
清华读书期间，张德昌撰文驳斥日本记者的荒谬论调。
张德昌对清华“驱逐”校长风波发表看法。这一时期，张德昌还对印刷术及出版研究发生兴趣。年发表《清华大学之出版事业》。年，翻译托马斯·弗朗西斯·卡特（ThomasFrancisCarter,-）《中国造纸术的发明》，为卡特（当时译作“嘉德”）的名著《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渐》（TheInventionofPrintinginChinaanditsSpreadWestward，）写过书评，发表在《新月》杂志年第4卷第6期。此外，他曾给AllenJohnson《史家与史证》（TheHistorianandHistoricalEvidence，）写过书评，见《清华周刊》年第38卷第1期。此书张荫麟曾据以改写为《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》，酿成一段学术公案。Johnson在书中提出“教遗物自己说话”的观点，对张德昌治史观念产生较大影响。在关于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中，受蒋廷黻等人影响，张德昌还广泛利用晚清档案。其三十年代的研究利用《筹办夷务始末》档案，给费正清留下深刻印象，甚至到年何炳棣与费正清见面时，费正清仍谈及张德昌的贡献（何炳棣《读史阅世六十年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，页）。
TheInventionofPrintinginChinaanditsSpreadWestward由于如上成果，张德昌在北平史学界较早崭露头角，年10月加入新成立的北平史学会，与柴德赓、陈均、戴邦伟同为事务股干事（《北平晨报》年10月27日）。在学术组织之外，张德昌还积极通过书评对新进出版的史学著作进行评介。仅年，在《图书评论》杂志上，就刊载了张德昌为伍光建所译《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》、缪凤林《中国通史纲要》等著作所写的书评。从英国留学归来以后，张德昌在西南联大执教，因抗战的大变局而加速了其思想及学术关切的转变，他开始更多地参与公共事务。从年起，张德昌在钱端升主持的《今日评论》发表了大量议论时*的文章，从经济学角度讨论中国的*治体制建设、经济建设等，相关文章如《宪*的经济基础》《工业与交通》《企业家的精神》等，产生广泛影响。其研究兴趣也更多地集中到战时经济与*治方面。如年12月10日为西南联大经济系学生讲授“中国战时工业”等。年底，张德昌曾为昆明译员训练班讲授“英国概况”。此期因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顿，张德昌与一批西南联大教授集体发声，抨击现状。年4月30日，张德昌与伍启元、李树青、沈来秋、林良桐、费孝通、杨西孟、鲍觉民、戴世光等九人联署为文《我们对于物价问题的建议》，后结集为《昆明九教授对于物价及经济问题的呼吁》（求真出版社，年）。该书所收后两篇文章因张德昌离开西南联大，而未署名，但正如编者所言，这次集体写作是愉快的，写出了读书人“义不容辞”的责任。
昆明九教授对物价和时局集体发声年，张德昌身在重庆，当在外交部工作，同时启用“张昭远”一名。同年8月，在中华书局出版译作《战后国际投资问题》，该书原名WorldEconomicDevelopment，由芝加哥大学教授EugeneStaley撰写，为发展经济学奠基性著作，原著出版于年6月，短短两个月后即有中译本问世，由此可见战时重庆的学术空气并不滞后。该书详细论述了战后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，认为美国应当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投资，以完成世界经济的均衡。张德昌认为这是关系战后几十年中国发展的重要书籍，因而在公务之余将其译出。本年张德昌还翻译了《战后世界之改造问题》（独立出版社，）。
张德昌译著《战后国际投资问题》，使用“张昭远”之名。在重庆期间，张德昌曾应友人储安平之邀，担任《客观》杂志编辑并撰稿。抗战胜利以后，张德昌还为《观察》杂志撰稿。年，张德昌在《中央周刊》发表《旧金山联合国大会之使命》一文。年1月，张德昌与萨本栋等六人代表我国赴伦敦参加第一届联合国大会。年，张德昌翻译了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（JamesFrancisByrnes，-）的《当代美苏外交纪实》，该书约三十万字，张德昌从11月2日开始翻译，至11月11日就翻译完成，前后不到九天时间，可谓神速。年4月26日，时任外交部专门委员的张德昌曾在金陵大学作《国际间之趋势》的主题演讲。同年8月底，张德昌由上海启程，途经香港，赴堪培拉驻澳大利亚大使馆担任一等秘书官。
张德昌译著《当代美苏外交纪实》及其跋语。张德昌何时至香港中文大学任教，尚未探知，然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，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》上常登载张德昌的论文。此期，张德昌为一系列海外中国经济史研究著作撰写了书评，包括张仲礼《中国绅士》《中国绅士的收入》（年第1卷第1期）、景复朗（FrankH.H.King）《-年间中国之货币及货币*策》（年第2卷第1期）、景复朗《简明中国近代经济史-》（年第5卷第1期）、艾尔温（MarkElvin，-，汉名伊懋可）《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之模型》（年第6卷第1期）。此外，张德昌还发表了《清代内务府的经济作用》（TheEconomicRoleoftheImperialHouseholdintheChingDynasty，载《亚洲研究杂志》第31卷第2期，年）。年，张德昌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围绕李慈铭《越缦堂日记》为研究中心的《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》，是书部分可看作是对张仲礼相关研究的回应和深化。《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》出版后产生了较大影响，墨子刻（ThomasA.Metzger）年即在《亚洲研究杂志》撰文介绍。罗友枝、张勉治等海外汉学家在相关研究中均参考过张德昌这一专著成果。二、京官的生活与腐败
在《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》中，张德昌试图以李慈铭为个案，解析一个京官的日常经历和生活。这种考虑主要为了探析清代士大夫阶层经济收益，在张仲礼《中国绅士》的基础上深化对京官这一群体的认识。如果仔细阅读年张德昌在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》上针对张仲礼《中国绅士》《中国绅士的收入》两书所作书评，不难发现《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》乃是其延伸。在那篇书评中，张德昌认为应当注意中国绅士的捐纳一途，并非所有的官吏事实上都能致富，此外，他还对张仲礼著作的一些统计数字提出质疑。而这些问题，在《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》中均得到回应。
在张德昌看来，李慈铭虽是正途出身，仍不免通过捐纳获得一官半职。李慈铭的这种出身及其留下的《越缦堂日记》保存了“一个京官实际生活方面收入和支出的详细数字”（第3页），故成为张德昌研究的典型案例。张德昌批判了那些认为李慈铭不具备典型性的质疑，他的基本观点是京官与外吏没有本质的区别，“今日之京官即翌日之外吏”，而且“官场是一种市场”（第2页），因此京官经济生活实际可看作一种投资行为。
全书内容分为三部分，第一章论述李慈铭生平经历，以见一般士人做官的历程。第二章讲述李慈铭的京官生活，分析京官的生活用度、生活方式及其收支情况。第三章概述官吏浮征勒索、吞灾吃赈的情况，揭示京官生活和外官贪污的内在联系。本书的重点主要在第二章。以篇幅而论，第一章占四十三页，第二章为二百一十页，第三章为十二页，仅此一点即可看出第一章和第三章与其说是高屋建瓴式的论述，不如说是在凸显第二章的价值。
全书第二章“京官的生活”虽然篇幅较大，但文字论述部分不过二十余页，此外全是表格。二十多页的文字论述部分，即“由李慈铭《越缦堂日记》中所见的京官生活”一节，具体分析京官的收入、经济困窘的真相、官场积习与生活方式。张德昌论述了京官收入在官职收入如印结银、俸饷等之外，尚有馈赠等多种形式。至于支出，除去基本生活开销外，还可见应酬饮宴、娱乐、庆吊等开支之大。在对收支比作详细分析后，张德昌认为京官“哭穷”和他们的糜烂豪奢活动得以并行。与今天许多研究者为晚清京官的“哭穷”感到惋惜甚或同情不同，张德昌对京官此类生活进行了严厉的批判，并发现其与地方官员的聚敛、吞灾吃赈等严重腐败问题有内在联系。无怪乎这项成果被腐败问题研究专家高度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