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海大沥河西社区走到了这样一个十字路口：连片的工业园区在机器轰鸣声中倒下，被佛山水道阻隔的城市化浪潮席卷而来。
位于广佛交界的河西是南海的缩影，从这里可以看到昔日工业化南海的荣光，从这里还可以看到未来城市化南海的想象。
村级工业园是工业化起步阶段的产物，是广大农村嵌入全球产业链的入口。
当发展进入新阶段，传统模式走到尽头，拥有个、占地18.9万亩村级工业园的南海，正在开始一场大变局。
佛山千灯湖公园夜景。(来源：南方日报)
广佛交界传来了机器轰鸣声
三月初的岭南有着下不完的雨，天空像盖了一条湿漉漉的布，连空气都能拧出水。
位于南海区大沥镇的河西沿江片区改造项目现场，黎向江坐在门卫亭，百无聊赖地刷着手机，不时向外张望。这是一个正在拆除的旧厂房，面积约一个足球场大小，地上堆满了钢筋、混凝土、碎砖头混杂的建筑垃圾。他的职责是守着这个工地，不让外人进来，避免满地的钢筋造成意外。
十多天前，这里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村改攻坚现场会，12台挖掘机同时作业，旧厂房轰然倒下。通过这种方式，南海向外界传达了推进村级工业园改造的决心。
热闹过后，旧厂房的清理工作仍在进行。远处，一台破拆机正对大块混凝土进行破碎，清理出钢筋，发出“哒哒哒”的响声，“等过几天钢筋清理完后就不用守了。”黎向江用手指了指挖掘机说。
顺着他指的方向，工地背后，一排现代化的住宅楼一字排开，在烟雨和浓雾中，犹如一堵高耸的墙。那是一河之隔的广东金融高新区，被视为佛山、南海最具吸引力的城市CBD。
位于大沥南部的河西社区紧邻佛山水道，面积4.6平方公里，沿江片区改造项目约亩。从这里沿着佛山水道顺流而下，只要一公里，就能到达广州荔湾区;天气晴朗时，可以清晰看见广州塔，但现在，只能看到飞架在江面上的佛山一环路，和川流不息的车流。
沿着园区道路往前走，两旁连片的厂房藏身着五金厂、液压机械厂、内衣厂、鞋材厂等多种业态，这些企业规模从几十人到几百人不等，大部分从事简单的加工制造环节。
在南海，这样的村级工业园大大小小共有个，广泛分布在平方公里的土地上。和珠三角众多县域经济体一样，南海民营经济发达，改革开放之初，野蛮生长的村级工业园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动力，推动了经济腾飞。
但随着土地开发强度的不断提升，土地利用碎片化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最大瓶颈。其中，村级工业园总面积占现状工业用地的58%，面积在亩以下的占比高达43%，年创税收只占全区年税收9%。
生产和生活空间混杂，园区权属复杂，“城不城、乡不乡”成为以南海为代表的珠三角县域最典型的城市面貌。
南海区政府决心彻底改变这种现状，提出用两年时间，总体完成村级工业园改造任务，整理出一批超亩的连片产业用地。
河西沿江片区项目，是南海城市中轴北延的重要节点，也是连片开发的重点。项目用地涉及大沥镇河西经联社及下属八个经济社，共计九个经济体位股东。
“项目现状以两三层的低矮厂房为主，内衣、五金是主要业态，光涉及的一手合同就有多份，再分下去的可能有几百上千份。”陆冠南是河西社区分管交易平台、国土规划建设的经联社委员，他介绍，项目占了河西社区超三成工业用地，部分较长租约尚未到期，加上层层分包，给项目推进带来难度。
而在片区重建负责人伦志坚看来，政府推进项目的决心坚定不移，“开弓没有回头箭，政府召开现场会，拆除几十亩有代表性的旧厂房，就是为了表明决心。”
他曾参与南海区长虹岭工业园的规划建设，对于村级工业园改造有着自己的理解，认为和政府集中规划建设的大型工业园相比，村级工业园存在先天不足。
两者最大的区别体现在规模化和规范化。早期村级工业园由各村自行拿地建设，缺乏科学规划，大多依附在村居周边，招商引资没有上升到镇一级，业态低端，带来了环境、安全、社会治理等挑战。
“如果还是任由其发展，肯定跟不上形势。”伦志坚介绍，目前河西沿江片区项目正按照清退一家拆一家的原则，稳步推进片区改造工作，力争用8-10年时间让片区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面貌。
对岸的金融高新区高楼林立。(摄影：孙景锋)
被工业化塑造的村居
连片老旧厂房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倒下，但在20年前，这些村级工业园被视为经济繁荣的标志。对于48岁的杨舟来说，正是这些管理粗放、野蛮生长的工业园区，让自己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。
河西所在的盐步是著名的“内衣之都”，年，香港黛丽斯公司在盐步开了一家工厂，以“三来一补”的形式加工内衣出口，使盐步成为中国现代内衣工业的发祥地。
80年代，连接广州和佛山的广佛公路建成，毗邻广州的南海东部崛起了“马路经济”，近20公里的长廊，遍布布匹市场、五金不锈钢交易中心、小商品城、水产市场等各类专业市场，与此同时，“村村点火、户户冒烟”的村级工业园遍地开花，形成了著名的“六个轮子一起转”的南海模式。
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，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外来务工人员。年，19岁的杨舟跟随几个年长的老乡，从湖南衡阳老家出发，踏上了南下之旅。在绿皮火车上晃荡了10个小时后，他在广东的第一站就来到河西，成为第一批来到这里的外来务工者。
他在河西找到的第一份工作，是在小五金厂对五金配件进行抛光，对于这些金属件的用途，他并不知晓，但只要有事可做就让他感到踏实。事实上，对于像他这样缺乏技术和经验的务工者，进入村级工业园工作是为数不多的选择。
那时，盐步崛起了戴安娜、嘉丽斯等品牌内衣厂，但能进去打工的只有少数人，“进入这些厂需要看你的长相和文凭，还要手指不长倒刺，农村人干农活多了，没几个不长倒刺的。”
上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，在大批杨舟这样的外来工推动下，河西迎来了工业发展最迅猛阶段，连片农田建成了工业园区，各类小企业出现了井喷式发展，到这里来打工的人越来越多。
河西大道是河西社区的商业中心，商铺和厂房相互穿插，柳州螺蛳粉、隆江猪脚饭、湖南竹筒饭等各式小吃店林立，迎合了来自五湖四海务工者的不同口味。
脑筋灵活的杨舟敏锐地察觉到商机，先在园区开起了士多店，后来又租下了一幢房子，当起了二房东。由于房租上涨，他没有继续经营，但这段经历依然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，他赚到了人生的一桶金。
年，杨舟儿子大学毕业，进入了家乡一家国企工作。为了帮助儿子成家立业，他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，在老家买了一套房子和一台本田SUV。
村级工业园的崛起，不仅以最大包容接纳无数像杨舟这样的外来务工者，改变了他们的命运，也推动了工业化进程。
年，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《江村经济》一书中率先提出乡村也能够发展工业经济。中国乡镇工业在改革开放后的异军突起，向世界证明了乡村工业道路的能量。
费孝通认为，中国农民创办的乡镇工业能够从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，因为它把农村里多余的劳动力，变成了生产力，创造出大量财富，对于推进中国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具有实质性意义，使中国走出了一条与西方工业化迥然不同的农村工业化之路。
当杨舟乘着火车第一次来到河西时，8岁的陆冠南已经能够感觉到村里的变化：大片农用地出租出去，变成了连片厂房;田间地头的蛙叫虫鸣，被工厂的机器声替代;村里的房子越长越高，村民收入也跟着水涨船高。
数百年来交通闭塞的村落，在工业化浪潮的席卷下，嵌入到全球产业分工的链条中;外来务工者、本地居民和中小企业共同组成了一个独特的生产生活系统，成为草根经济发展的沃土。
一条水道两种城市风貌
事物演变自有规律。星罗棋布的村级工业园点燃了工业起步发展的一把火，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，也必然面临转型。
中午时分，河西学校对面路口，杨舟坐在摩的上和老乡闲聊。年结束自己的“二房东”生涯后，43岁的他没有选择回到工厂，做起了摩的司机。“40多岁进厂里没有技术，最多就是做个保安，一个月三、四千，没什么赚头，不如开摩的自在。”
在马路对面，三把遮阳伞排成一排，放上桌椅，立上几个醒目的招聘广告牌，就成了简易的招聘摊位。每年三月，都是周边厂企的招聘旺季，但兴许是下雨天的原因，前来咨询的人寥寥无几。
而在杨舟看来，河西工业园区人气的下降已经持续了十年，工厂招聘越来越难。他表示，河西工业发展的顶峰是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，各行各业都很兴旺，一拨又一拨外来工的到来，带动了本地服务业发展。
“干什么都比现在好做。”那时，杨舟在经营的士多店门口摆放一台游戏机，每月就有元的租金收入，还可以从顾客投放的钱中抽取10%的提成，这项收入就能覆盖士多店的租金支出;他的出租屋光是租给熟悉的老乡，就能租满。
转折发生在第二个十年，人力和租金成本上升、环保压力等问题接踵而来，加上内陆经济发展，乡镇厂企的吸引力大不如前。如今，当年和杨舟一起到河西来的第一批务工者，大部分已经回流，或带孙子，或在老家附近务工。而新一代年轻人愿意走进工厂的越来越少。
“现在的年轻人送外卖的收入都比进工厂高，谁还愿意进厂。”虽然在河西打拼近30年，但和大多务工者一样，杨舟有着浓厚的乡土情结，计划过几年儿子成家后，就和老婆一起回到老家带孙子。
劳动力青黄不接，只是压在骆驼身上的其中一根稻草。
费孝通晚年在研究乡镇工业发展带来的问题时指出，要努力创造良好的环境，促进乡镇企业增加技术含量，乡镇企业的发展需要引进高科技，扩大规模提高质量，发展跨地区甚至跨国家的企业集团。
现实是，能够发展壮大起来的乡镇企业只是少数，由于路径依赖，大多乡镇厂企自身缺乏改变的动力和能力。与此同时，随着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城市化推进，村级工业园粗放的生产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发展需要。
广东省委党校教授陈鸿宇长期
